在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会普遍呈现出一种枯燥乏味、缺乏活力的状态。整个基督教界在19世纪末保守、僵化的神学理论和实践中变得日益僵化，少有变革。然而，随着世界步入现代化，一些虔诚的天主教徒渴望为宗教实践注入新的气息。教会内部的许多人也同样呼唤改革：尽管时代在变迁，但许多旧有的不公依然根深蒂固。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教会究竟该如何回应？
变迁中的世界：20世纪初至中期的基督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天主教会的教宗庇护十二世。来源：梵蒂冈媒体
纵观历史，基督教总会根据其所处时代的现实需求而演变，现代化进程也不例外。随着20世纪的到来，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传播方式、运作模式和组织结构都开始发生转变。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在探索实践信仰的新途径，但这一过程并非没有阻力，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的崛起，以回应更为自由化的宗教实践。许多基督教机构，尤其是天主教会，拒绝接受自由主义思潮，反而变得日益集权和保守。体制化的基督教未能有效对抗极端主义，有时甚至选择与其同流合污，例如在德国与纳粹主义的勾结。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迎来了一种奇特而崭新的和平局面。在进入20世纪中叶之前，人类已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的浩劫。解放运动的兴起、极权主义政权的瓦解以及全球各地重燃的希望，都促使基督教皈依者数量激增。到了20世纪60年代，数百万计的人们以各种教派的形式皈依了基督教。但这些新信徒，连同那些拥抱新时代的早期信徒，开始向他们的信仰寻求此前未能提供的答案。一场深刻的神学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战后世界普遍享受的和平，对许多人而言却是脆弱而空虚的。与此同时，旧有的不公正现象依然持续存在。因此，在拉丁美洲等地区，天主教会的成员开始审视自身以及他们在社区中的角色。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与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在此汇合，共同致力于通过基督教信仰来提升拉丁美洲边缘群体的地位。
变革中的教会：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1963年，教宗保禄六世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来源：国家天主教记者报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通常简称“梵二会议”）是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普世大公会议之一。尽管一些传统派天主教徒质疑其有效性，但更激进的传统派，即所谓的“空位论者”（sedevacantists），甚至彻底否定了这次会议，并拒绝承认庇护十二世之后的所有教宗。
这些反应虽然极端，却并非完全出人意料。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在许多方面都带来了真正的变革。可以说，这种变革是势在必行。20世纪60年代，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教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主流神学陈旧乏味、缺乏吸引力，加上教会自身的反动立场，这一切共同催生了这次新大公会议，这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因此，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旨在阐明教义，并重新定义教会与其信众之间的关系。
随着这次会议，罗马礼仪也发生了变化，礼拜仪式被允许翻译成拉丁语之外的其他语言。随着天主教的力量中心开始从欧洲和美洲转移，并变得更加多元化，“世界教会”的形态逐渐浮现。然而，对于后来的解放神学支持者来说，这次会议还做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它以一种被一些人视为更广泛、更深层次变革的沃土的方式，“更新”了天主教会。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期间颁布的唯一一部牧民宪章《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被一些教会成员视为对教会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新定义。
拉丁美洲第二次主教会议与拉丁美洲主教团（CELAM）
1968年，一群在拉丁美洲主教团第二次会议上工作的拉丁美洲神职人员，摄影师不详。来源：CELAM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所构想的更新后的教会，催生了一批新的声音，他们认为自己对天主教机构的批判得到了印证。这些提出新观点的人开始阐明他们的关切和建议，并找到了表达的平台和空间，其中包括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Conferencia General del Episcopado Hispanoamericano）。这次会议由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主教团（Consejo Episcopal Latinoamericano y Caribeño, 简称CELAM）组织，于1968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距离梵二会议结束仅几年。它整合了拉丁美洲神职人员中批判性声音多年来一直在阐述的许多观点。
第一届拉丁美洲主教团会议几乎完全由教廷组织和筹备，而第二届会议（CELAM II）则以拉丁美洲神职人员在获得教廷最终批准的前提下，自由设定议程为特点。教宗保禄六世鼓励拉丁美洲主教团的主教们采纳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教导，并在庆祝拉丁美洲主教团成立十周年之际，反思梵二会议在帮助解决拉丁美洲问题上的潜力。
在拉丁美洲主教团第二次会议期间，共产生了超过15份文件，涵盖了从正义、和平、教育到教会贫困以及联合牧灵和社会传播等一系列广泛议题。鉴于对拉丁美洲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注，并渴望以更亲密、真诚的方式接近信众，拉丁美洲主教团第二次会议本质上是一次牧灵会议。其中一个突出例子便是基本教会团体（Basic Ecclesial Communities, 简称BECs）的建立。这些小型团体旨在反思圣经，并将圣经的教诲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和个人境况，事实证明，它们对于天主教会构建“成为教会”的新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优先关怀穷人”原则：解放神学的核心
2019年，巴西特费宗座监牧区基本教会团体第五次集会，摄影师不详。来源：传教修会
“优先关怀穷人”（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原则是解放神学的基石。这项核心的天主教社会训导，具有积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因为它主张《圣经》优先关注穷人、无权者和弱势群体的福祉。秘鲁天主教神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梅里诺（Gustavo Gutiérrez Merino）是阐述解放神学的领军人物，他提出人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解放与天主之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优先关怀穷人”原则最初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在1979年于墨西哥普埃布拉举行的拉丁美洲主教团第三次会议（CELAM III）上，首次在教会文件中得到正式而明确的阐述。对于拉丁美洲的神职人员而言，这一原则意味着教会成员要广泛接受并奉行节俭和谦逊，积极参与贫困社区的工作，并致力于为那些被剥夺者、被边缘化者和弱势群体采取行动并祈祷。
结合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和基本教会团体，“优先关怀穷人”原则是理解解放神学所必需的三个主要概念之一。如同任何其他神学思潮一样，关于解放神学的细节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例如，一些人将“穷人”严格地视为经济上的弱势群体，而另一些人则将其延伸至政治和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还有人主张将“穷人”理解为更广泛的意义，即指代“人民”，那些历史上受压迫的社会成员。近几十年来，随着神学思想的更新，“穷人”的含义进一步扩展为“被排斥者”。
教会的回应：圣职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教宗本笃十六世
1983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尼加拉瓜“训斥”天主教神父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来源：《经济学家报》
解放神学最初作为一种社会训导而诞生，旨在为拉丁美洲神职人员提供必要的、神学层面的工具，以帮助他们的社区应对各种困境。然而，人类的解放并不仅仅转化为批判富人、贪婪者和有权势者的布道。相反，解放神学被证明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它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及其复杂的社会斗争中激起了层层波澜。自然而然地，解放神学的解放理想激励了许多人，其中包括自由战士以及其他一些教会不愿与之分享聚光灯的群体。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尼加拉瓜的事件便是一个例证，他当时公开反对那些身居高位并被认为是解放神学家的尼加拉瓜神职人员。
教廷和罗马教廷（Curia）对解放神学的发展轨迹感到不安。在20世纪80年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指示信理部（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简称CDF，俗称圣职部，曾是负责宗教裁判所的部门）就解放神学发表一份官方声明。当时负责信理部的是若瑟·拉辛格枢机（Cardinal Joseph Ratzinger），他后来成为教宗本笃十六世，并是解放神学的著名批评者。
来自人道主义援助团体Misereor的“饥饿布”，由全球南方艺术家设计。来源：阿尔贝托·乌尔塔多大学，ITER
信理部发布的文献对解放神学持高度批判态度。尽管他们承认其所做的谦逊努力，但他们反对将结构性因素（经济、政治、社会）视为邪恶根源的观点。相反，信理部坚持一种更具神学传统性的视角——更加个人主义化，并强调人行动的自由，从而选择效仿耶稣的恩典生活，而非沉溺于放纵、痛苦和邪恶。教会普遍反对解放神学的教导，一些人认为它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密切相关，而这些意识形态立场是教会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公开反对的。
解放神学的余波及其今日现状
2013年，教宗方济各与天主教神父、解放神学先驱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合影，摄影师不详。来源：梵蒂冈新闻
如今，解放神学已鲜少出现在神学辩论的中心舞台；教会的许多人似乎认为它只是一个短暂且无关紧要的篇章。然而，实际上，解放神学的遗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默默无闻的变革希望，这种希望体现在为正义与平等而持续奋斗的过程中。这位神学巨匠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作为当代天主教神学和实践的灵感源泉而延续着生命。
在信理部对解放神学进行了一场堪称正面进攻后，这一备受争议的基督教思想流派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这在某些方面令人惊讶，但在另一些方面却不然。拉丁美洲正在发生变化：2010年代右翼浪潮的兴起，使拉丁美洲社会一度深植的进步主义情绪在政治上遭遇挫败。与此同时，但方向相反，天主教会也面临着自身的巨大转变：保守派的本笃十六世辞职，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阿根廷的自由派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当选。
尽管当代基督教的聚光灯可能已从解放神学上移开，但其影响力同样不容否认。在天主教内部，解放神学在许多社区中依然存续，它并非以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或神学方法出现，而是作为一种追求正义和公平的精神而存在。教宗方济各当选天主教会领袖，标志着教会对解放神学的立场与前任教宗相比发生了显著转变。本笃十六世曾将解放神学谴责为马克思主义，而教宗方济各则指出，如果没有“优先关怀穷人”的选项，福音就将被误解。随着教宗方济各于2025年4月离世，解放神学在当代天主教教义中的地位问题，将留待他的继任者——教宗利奥十四世（Pope Leo XIV）来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