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犹太裔作曲家达律斯·米约(Darius Milhaud)于1892年诞生,一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最终于1974年辞世。他将自己漫长的一生描述为“幸福的一生”,并在这段岁月里创作了数量惊人且极具影响力的音乐作品。在他数百部恢弘的创作中,有一部作品尤为引人注目——那就是以《圣经》文本为基础、致力于耶路撒冷犹太传统、名为《大卫》(David)的歌剧。
米约的“幸福一生”

达律斯·米约,1923年。图片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数字馆(Gallica Digital Library)
尽管达律斯·米约出身法国,并深受故乡迷人风光的音乐启迪,但他的创作却广泛融入了国际化的声音与多元文化的景观。他被誉为“六人组”(Les Six)的核心成员之一。“六人组”是20世纪初在法国共同成长并声名鹊起的作曲家团体,他们以独特的风格抵制当时古典音乐界流行的主题。这个团体中的每位成员都从让·科克托(Jean Cocteau)和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的艺术中汲取灵感,而“六人组”的称号,则是为了致敬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团体“强力集团”(The Mighty Handful)。
1940年,为了逃离纳粹对法国的入侵,米约和他的家人被迫迁往美国。由于他身患残疾,经常需要卧床或依靠轮椅,并且作为一名知名的犹太作曲家,米约深知自己必须逃离欧洲,否则必将遭到逮捕。尽管后来他与家人最终返回法国,但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都极其巨大。
在流亡美国的期间,米约一家与当地建立了深厚的联系,这些情谊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他们返回欧洲后依然维系。战争期间,米约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同意在米尔斯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Paris Conservatory)之间交替任教。多年来,他过着横跨大西洋的生活,即便行动不便,他甚至能在椅子的辅助下指挥音乐会,展现出惊人的毅力与才华。

达律斯·米约半身像。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 Commons)
尽管一生遭遇重重困苦,米约的自传最终版《我的幸福生活》(Ma Vie Heureuse,英文译为My Happy Life)仍然在他去世的1974年出版。他一生创作力旺盛,足迹遍布全球,完成了数百部有明确记载的音乐作品,其风格深受全球各地文化的启发,融合了多元的音乐元素。
乐观、高产和慷慨是达律斯·米约创作生涯的显著特征。因此,当他承担起将一位重要的圣经人物融入其音乐作品的艰巨任务时,人们丝毫不会感到意外。这项创作是为了纪念大卫王(King David)建立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政治和宗教首都(根据《圣经》传统)3000周年庆典而生。这部作品所描绘的并非一位普通的圣经英雄,而是那位统一了以色列各部落,并为以色列带来了强大力量的统治者。在指挥家兼庆典组织者谢尔盖·库塞维茨基(Sergei Koussevistsky)的鼓励和支持下,米约欣然接受了为大卫王创作音乐史诗的巨大挑战。
这部歌剧的文本以希伯来语写就,这要归功于米约的朋友兼歌剧脚本作家阿尔芒·吕内尔(Armand Lunel)的不懈努力。吕内尔曾为米约的多部作品撰写歌剧脚本,他同样也拥有法国犹太裔血统。米约和吕内尔私交甚笃,吕内尔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我的朋友达律斯·米约》(Mon ami Darius Milhaud),足见两人深厚的情谊。
大卫究竟是谁?

大卫王,洛伦佐·摩纳哥绘,1408-1410年。图片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歌剧《大卫》的故事灵感源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以及《列王纪上》的开篇。在这些《圣经》篇章中,上帝回应了子民对一位尘世统治者的祈求,最初赐福于扫罗(Saul)。然而,扫罗未能完全遵从上帝的旨意,因此,上帝转而赐福于谦卑的大卫,预示他将成为未来的继任者。这部歌剧描绘了大卫一生中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主要取材于《撒母耳记》中的叙述,并以《列王纪上》中大卫之子所罗门(Solomon)继承以色列王位的情节作为结局。
在《圣经》的叙述中,大卫首次登场时还是一位年轻的牧羊少年。他最广为人知的功绩之一,便发生在《撒母耳记上》中,这个故事常被引用来形容弱小者或看似微不足道的实体,面对强大但最终却能被战胜的对手。大卫与歌利亚(Goliath)的旷世之战,便是大卫生命中蒙受祝福、注定成就伟大事业的早期预兆。
大卫忠诚地侍奉扫罗王,然而,国王对这位忠心仆人的日渐器重,最终却引发了扫罗的嫉妒之心。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戏剧性的冲突,扫罗甚至企图谋害大卫。但大卫始终坚守着强大的道德准则和坚定的领导力,即便面对多次可以除掉扫罗的绝佳机会,他都选择拒绝复仇,从而不断证明自己的高尚品格。

银盘,描绘大卫与歌利亚,629-630年,拜占庭时期,君士坦丁堡制造。图片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扫罗王在战场上阵亡,《撒母耳记下》简要记载了他儿子统治以色列的一段时间,而大卫则被加冕为南部犹大王国(Judah)的国王。大卫为扫罗的逝世哀悼,而他的政治影响力也开始日益增长。在扫罗之子去世后,大卫成功统一了以色列和犹大,并将他的政治首都定都于耶路撒冷。
大卫王因其作为一位强大领袖和虔诚的上帝信徒而闻名,但他并非完美无瑕。当他无意中瞥见拔示巴(Bathsheba)在屋顶沐浴时,便与她发生了私情,随后又设计杀害了拔示巴的丈夫,这对他所信仰的上帝及其子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过。大卫内心充满愧疚,向上帝祈求宽恕。根据《圣经》记载,上帝确实原谅了大卫,然而大卫余生的经历却远不如其早期那般英勇。他的子嗣们罪孽深重、反叛不羁,大卫因他们的罪行和逝去而心碎不已。
根据《圣经》传统,大卫由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所罗门(Solomon)继承王位。所罗门最著名的功绩是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一圣殿,实现了大卫将这座城市打造为政治和宗教双重堡垒的愿望。根据《圣经》传统,他也是统一的以色列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连接历史与时事

橄榄山上的耶路撒冷,查尔斯-泰奥多尔·弗雷尔绘,1880年。图片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大卫王的故事在许多历史和当代背景下都被反复提及。达律斯·米约深刻理解这位以色列国王历史的分量,以及其在自己所处时代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因此,他着手创作一部关于大卫生平的音乐叙事,旨在界定一个民族的过去与现在,使其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深远意义。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这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庆祝,但也随之带来了多年的地区紧张局势。达律斯·米约运用他的音乐才华,通过一部既古老又现代的作品,来歌颂犹太社群及其在以色列的历史,为新生国家注入了文化与精神的力量。
歌剧《大卫》的演出通常包含两个合唱团:一个合唱团代表着大卫时代的希伯来民族,而另一个则象征着当代的以色列人。后者通过反思犹太历史,在共同的历史空间中看到了跨越时空的深刻联系,将古老的叙事与现代的身份认同紧密结合。
尽管锡安主义(Zionism)在许多以色列人和全球社群的政治信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并不代表以色列乃至国际社会所有政治观点的基础。米约的歌剧《大卫》因其歌颂大卫统一以色列和犹太社群的功绩,以及其中以色列人合唱团的设定,被解读为具有锡安主义主题。这在歌剧首次上演时,凸显了其与当时地缘政治的密切相关性。
今日大卫王与政治

大卫,米开朗基罗作,1501-1504年。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以色列当前涉及巴勒斯坦、周边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斗争,持续引发人们将之与过去的犹太历史及大卫王不朽的遗产联系起来。学者、政治家、拉比以及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都从大卫的圣经故事中寻求启示,将其视为值得汲取的教训,以及通向和平与团结的希望之路。然而,对于这种“团结”在地缘政治上应呈现何种面貌,各方并未达成一致;自以色列正式建国以来,该地区的紧张与冲突已持续了数代人。
人们对大卫这位历史人物的着迷,也促成了许多独特的历史洞察与考古新发现。最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大卫王将耶路撒冷设为首都之前,这座城市就已是一个重要的聚居地。尽管耶路撒冷作为重要地位的正式确立通常归功于大卫的统治,但新的证据为人们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这些发现或许不会抹杀大卫在此地的影响力,但它们无疑能为我们审视历史事件、文学、文化和艺术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
二战后的“犹太身份认同”

大卫,多纳泰罗作,1435-1440年。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米约独特的犹太身份认同经历,无论在他的个人生活还是音乐生涯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深知自己的犹太血统根植于普罗旺斯(Provence),他既认同自己的法国国籍,也同样认同在那里绵延的犹太家族历史。然而,他与“犹太音乐”这一身份标识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一种更加积极的融合。他自身的挣扎,折射出当时围绕这一音乐流派及其作曲家们持续多年的普遍争议与最终的和解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对全球犹太人口以及以色列的未来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达律斯·米约也因此更加确立了他作为“犹太作曲家”的身份,他的作品逐渐融入了这一全新扩展的、跨越国界的犹太文化焦点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米约的歌剧《大卫》于1954年在耶路撒冷以音乐会形式首演,当时正值纪念大卫王对这座城市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的肯定。次年,即1955年,该歌剧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Teatro alla Scala)首次进行了舞台演出。随后一年,这部歌剧在美国上演,并陆续在欧洲多个城市亮相。尽管《大卫》在后来的演出频率有所下降,但它作为音乐史、宗教史和政治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其地位依然不可撼动。
米约的遗产

约书亚与大卫(出自英雄挂毯系列),约1400-1410年。图片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尽管达律斯·米约一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并受自身身体局限的困扰,但他依然享尽了成功与满足。他善良的品格和积极乐观的态度,使他结交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并从全球各地汲取灵感,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元素融入其丰富多样的独特艺术创作之中。
尽管早期对于植根于犹太传统的音乐身份存在疑虑,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帮助米约逐渐培养起作为一名犹太艺术家的自豪感。他的歌剧《大卫》在他浩瀚的作品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即便仅此一项,它也无疑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