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抽象艺术先驱希尔玛·阿夫·克林特，常被人们视为一位沉浸于精神探索的隐居的奥秘主义者，与外界隔绝。然而，她积极参与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科学生活。希尔玛的许多作品都借鉴了当时的科学发现，或是直接源于对植物学、物理学和技术的学习。接下来，让我们深入了解希尔玛·阿夫·克林特艺术创作背后的科学根源。
希尔玛·阿夫·克林特的早期职业生涯和抱负
植物学绘画，希尔玛·阿夫·克林特，约1890年代。
瑞典艺术家希尔玛·阿夫·克林特出生于19世纪中叶，出身于一个世代航海军官和制图师的家族。从小，她就对自然科学和绘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受到家族成员制图作品的启发。她的家人也相当支持她成为艺术家的决定。瑞典是世界上最早赋予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国家之一，包括艺术相关学位。然而，尽管法律上已取得进步，但日常的歧视并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在许多公众人物看来，女性艺术家无法进行创新，只能复制男性艺术家风格和主题。
尽管存在着刻板印象和体制障碍，希尔玛·阿夫·克林特还是完成了艺术学院的学业，并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获得了自己的工作室。几十年来，她靠为肖像画和植物学及动物学百科全书创作插图来维持生计。由于许多作品没有署名，多年来，她的作品并不都被识别。插画是她最广为人知的领域，但并非让她名声大噪的艺术类型。受到对精神世界探索的启发，希尔玛·阿夫·克林特在40多岁时开始创作抽象艺术。然而，她的插画在她的非具象艺术生涯中扮演了出乎意料的重要角色。
科学插图的历史
盘状水母，恩斯特·海克尔，1904。
科学插图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来对自然世界的探索。在摄影技术取得重大进展之前，插图是保存研究对象并记录其外观的唯一方式。即使在今天，科学插图仍然广泛应用于教育材料中。与摄影相比，插图可以更清晰地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特征或细微细节上，部分省略无关部分。
在目的上，科学插图与传统的表达性艺术截然不同，因为它弱化了艺术家的作用，将他们变成了被动的接收工具。为了创作出适合学习和研究的优质插图，艺术家必须放弃自己的志向、理念和风格影响，转而追求精确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在这种接近冥想的状态下，艺术家仔细地观察每一张叶子、每一颗果实或每一粒种子，以捕捉每一个色调和纹理。科学插图没有空间容纳艺术实验，但它确实需要高度的专注力和清晰的思维状态。在希尔玛·阿夫·克林特的时代，这种插图被认为适合女性艺术家，因为它反对创新和实验。
奥秘主义时代的科学
灵性降神会，约1890年代。
19世纪末是众多灵性和神秘理论及理念发展的高峰时期。与人们普遍的理解相反，它们并没有与科学相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看不见的粒子的发现以及电话和摄影的发明，挑战了人们与时间和空间的传统关系。面对无形世界的种种可能性，有些人陷入了信仰危机，而另一些人则完全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后者开始发展灵性理论和实践。他们希望构建一种与无形世界的新关系。
灵性降神会是一种流行的爱好，据说可以将生者与死者联系起来，在灵界与他们的灵魂和心灵对话。虽然这些降神会经常被贴上欺诈的标签，但一些研究人员相信它们是真实的，甚至撰写了大量关于此事的论文。例如，催眠术等各种理论都基于挑战能量和无形生命力、将其引导到正确方向，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理念。在一段时间内，物质数据可以与精神数据共存，两者甚至相互促进发展。这个时代的一些最杰出的人物，包括亚瑟·柯南·道尔和托马斯·爱迪生都是灵媒俱乐部的成员。
抽象艺术的跃迁
原始混沌系列，希尔玛·阿夫·克林特，1906。
艺术去具象化的趋势在世界各地许多进步艺术家之间很常见。在同一时期，彼埃·蒙德里安和瓦西里·康定斯基等艺术家开始尝试对其图像进行渐进的重塑，旨在使其与物质世界完全脱节。许多这样的艺术家感到有必要为他们的探索辩护并使其合法化，用理论作品来配合视觉实验。例如，康定斯基的著作《论艺术中的精神性》对艺术中精神因素的至高无上和放弃可识别图像以实现社会进步的必要性进行了详细的理论解释。
然而，希尔玛·阿夫·克林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她很少尝试在公众面前为自己的实践辩护，也从不需要广泛的认可。她转向非具象图像的过程是通过灵性降神会和恍惚状态实现的。据艺术家们说，她接受了一项任务，以绘画的形式记录编码的灵性知识，并将它们传递给后代。
最终的结果是庞大的《为圣殿而作的绘画》项目，这是一个由193幅绘画作品组成的系列，据说是根据精神指导完成的。在这些作品中，阿夫·克林特有意退回到独立创造者的角色之外，让超自然力量（或者正如超现实主义者所说，她的潜意识）来掌控全局。就像她早年的植物学插画一样，在这样的任务中，阿夫·克林特的艺术自我是不必要的。《为圣殿而作的绘画》纯粹是数据，没有解释，并辅以日记，希尔玛试图在日记中对符号和细节进行系统化。她坚持认为她的作品是她亲手画的，但不是她自己画的，因为她相信自己是在为另一个人的意愿服务。
无形的科学
原子系列，希尔玛·阿夫·克林特，1917。
完成《为圣殿而作的绘画》后，希尔玛·阿夫·克林特感到有必要用自己的方式界定她探索的领域。从1912年开始，她逐渐断绝了与精神导师的联系，转而依靠自己的方法和理念。她引入了基督教象征主义，通过音乐探索精神世界（例如，以理查德·瓦格纳的同名音乐剧为基础的《帕西法尔》系列），并在作品中尝试不同的形式和媒介。阿夫·克林特成长于19世纪科学的传统中，她利用其概念框架，并将它应用于形而上学的概念，应用广泛，有时甚至出乎意料。
她鲜为人知的《立场》系列是几个宗教和精神团体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视觉重述，以黑白圆形图的形式呈现。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异教和神智学等立场被解码成线条和圆圈。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反，这位艺术家从未与外界脱节，她一直关注着最新的科学发现和事件。她1917年的《原子》系列是对1910年代原子理论发展和同位素发现的直接反应。
希尔玛·阿夫·克林特的晚年：回归植物学插图
紫罗兰花朵与指南，希尔玛·阿夫·克林特，1919。
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希尔玛·阿夫·克林特放弃了雄心勃勃的大型项目，转而专注于使用水彩绘制的画册和视觉图集。她再次转向植物学插图，这次融合了她对精神和科学的认识。从1920年代开始，她在歌德学院的图书馆工作和学习，歌德学院是人智学协会的总部，它代表着一种基于基督教的、对神智学的替代方案。她甚至还就她的精神探索和艺术作品发表过演讲。
希尔玛·阿夫·克林特的早期插图在她后期的作品中令人惊讶地重现，精确复制的花朵、苔藓和树叶的图像再次出现在她的笔记本页面上。然而，这次，精确细致的图画伴随着小型方形图表，反映了植物的能量场及其在精神世界中的位置。这些作品并非艺术性的，而是探索性的。这位艺术家记录并研究了她认为人类眼睛看不见，但她能感知到的力量和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