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航海探险开启了欧洲与亚洲之间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与西班牙在美洲的遭遇类似，葡萄牙编年史家详细记录并绘制了非洲和亚洲广阔地区的航海地图。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卡利卡特，开辟了从葡萄牙到印度的贸易路线。1513年，若热·阿尔瓦雷斯首次与中国人接触，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但标志着中国与西方首次外交互动之一的开始。
中葡首次相遇：复杂的习俗冲突
约1550年，葡萄牙在东非、亚洲和西大洋洲探险的匿名地图。资料来源：维基百科共享资源
在瓦斯科·达·伽马在印度的冒险之后，葡萄牙帝国的贸易通过新发现的香料路线得到了极大的促进，葡萄牙帝国继续扩张其领土。1511年，征服马六甲为进入东亚及其宝贵的商品打开了大门。
探险队继续前往中国，阿尔瓦雷斯于1513年5月首次在中国港口城市广州与中国人接触。最早的书面记录描述中国人是善良的人，寻求与葡萄牙人的和平与友谊。然而，最初的观察也强调了葡萄牙人面临的挑战，因为他们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因为当地习俗限制外国人进入他们的领土。从一开始，即使贸易前景非常乐观，中国传统习俗的严格性也对培养一种繁荣的关系构成了重大障碍。
尽管中国禁止，葡萄牙使团仍然坚持进入新的港口，挥舞他们的旗帜，并发射炮弹，这是欧洲海军向对方表示尊重的惯用礼仪。然而，中国人将所有这些行动视为敌意。此外，葡萄牙人被认为是征服马六甲的海盗，马六甲是中国明朝（1368-1644）的藩属国。
这些行为导致明朝当局之间关于葡萄牙人未来的许多争论。许多中国官员完全反对，并希望向葡萄牙人宣战，因为他们不符合必要的礼仪。其他官员对中葡关系的未来感到好奇，并赞成与他们进行贸易。
打破传统：全球贸易前景
明朝第十一任皇帝正德皇帝，1505-1521年。资料来源：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
在倾向于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的群体中，正德皇帝是一位重要人物。在得知葡萄牙人的行为后，他评论道：“这些人不了解我们的习俗；慢慢地他们会学会的”（张，1973）。皇帝的立场是双方贸易繁荣的明确希望信号。即使传统与皇帝和其他官员的立场直接冲突，好奇心和经济利益也为一套新的价值观铺平了道路。
然而，葡萄牙使团的终结即将来临。1521年正德皇帝去世后，官方命令葡萄牙人停止对外贸易，并要求他们在死刑的威胁下离开。起初，他们拒绝服从命令，但在经历了许多战斗之后，葡萄牙人于1522年被驱逐出中国，商业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断。
谁应该为中葡关系初期的不幸负责？中国人的规范对西方人来说是否过于严格？葡萄牙人的行为是否过于凶猛和残暴，以至于导致他们被驱逐出境？为了深入了解这个问题，重要的是要了解明朝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尤其是与贸易相关的制度。
明朝早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就进入了关于其与外国关系的长期而备受争议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辩论。古代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以及东亚的经济结构，加强了反外国言论。然而，商人阶层的兴起，积累巨额财富的可能性，以及不断扩大的世界带来的快速变化，都与向未知和外国势力开放贸易的理念相吻合。
明朝时期外交与商业：古代制度
1515年，描绘明朝和汉化国家的 地图。资料来源：艾伯特·赫尔曼，哈佛大学出版社1935年，通过维基百科共享资源
明朝时期代表了中国稳定和繁荣的时期，因为它不断建立和改善与大多数邻国和古代盟友的联盟和良好关系。这些邻国，如日本、朝鲜或后来成为现代越南的地区，通常被称为汉化国家，因为它们是基于中国文化价值观和习俗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所有这些国家都受到中国书面语言、帝国制度和儒家教义的影响，并由这些思想深刻地塑造，而这些思想都起源于中国。因此，东亚的历史发展深受中国3500多年来，远在明朝之前对其他国家的深远影响。这一现实促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从文化上将中国与外国国家隔离，尤其是与西方的外国国家。
到14世纪，汉化国家已经发展出一套制度和国际规则，建立了有组织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的霸权地位并非主要源于政治或军事力量，正如西方国家的情况那样。相反，它主要源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成就。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任何形式的正式互利协议都与这个体系相矛盾，因为该体系以中国习俗中心地位为基础。
然而，正如上面提到的，并非所有明朝官员都反对与外国接触。事实上，正德并非第一位欢迎国际贸易的皇帝。在葡萄牙人到来前的一百年，永乐皇帝派遣了由郑和率领的七次大型海外远征。这些探险是明朝开始挑战一些中国习俗的另一个明确例子。
背叛文化习俗以获取利益：一套新的中国价值观
1843年，中国港口的大米商人。资料来源：托马斯·阿洛姆的插图，通过维基百科共享资源
国际贸易收入不仅与汉化国家的经济组织相矛盾，而且对儒家理想构成了严重挑战。儒家思想是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小规模农民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教义，儒家教义提倡财富的平等分配，并劝诫人们不要追求物质利益。
正如孔子所宣告的那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刘，1992）。因此，儒家思想对商人持有一种强烈的哲学偏见，认为他们的动机是利益而不是正义。因此，在儒家思想中，商人被排在四类人中的最后一位，而学者在精神上被置于社会等级制度的顶端，其次是农民和工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中国人意识到，通过商业获得的潜在财富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使从社会和道德的角度来看，他们注定要失败，他们也选择成为商人。
即使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中国的现实也在发生变化。世界正在快速发展，在古代将社会和文化隔离开来的距离正在迅速缩短。一个显著的变化正在发生，尤其是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商人群体正在快速增长。即使中国官僚和儒家学者无视商人，普通人都理解贸易和对外接触的价值。正如正德皇帝的立场所证明的那样，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调整，使其接受国际商业带来的新趋势。
适应新时代：新儒家思想的兴起
16世纪葡萄牙水彩画，描绘了《卡萨纳滕斯手稿》中的中国人，约1540年。资料来源：维基百科共享资源
在中葡首次相遇的背景下，儒家思想的一个新分支正在发展，以理解新时代带来的转变。这种新的儒家思想将所有四个社会阶层（学者、农民、工匠和商人）等同起来，重视并真正促成了商人阶层的兴起。在这方面，新儒家思想希望商人阶层能够在社会上包容，振兴儒家原则，并将它们与重大的经济转型联系起来。
王阳明是新儒家思想中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在葡萄牙人相遇期间分享了他的教诲，他希望贸易被视为一种良好的行为。他说：“若能存心养性，身心不疲，则终日交易，亦不妨为圣贤”（陈，1963）。
在葡萄牙人抵达中国的那些年里，儒家思想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发展影响了中国文化在处理外部事务时的身份，并可能塑造了中葡辩论中一些参与者的观点。传统习俗正在慢慢适应现代社会。新兴的新儒家思想商业和贸易方法拥抱全球化，成功地将传统实践与创新理念结合起来。
葡萄牙与中国相遇：走向全球化时代
厦门港口，展示了英国（左）、台湾（中）和中国（右）的货船，约1850年。资料来源：维基百科共享资源
尽管葡萄牙人于1522年被正式驱逐出中国，但他们的首次相遇为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奠定了先例，标志着西方世界与中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开始。1513年葡萄牙人在广州的到来挑战了传统，促使中国必须将古代习俗适应新的环境。全球贸易的扩张不仅促进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而且重塑了社会价值观和文化。
此外，到1557年，中国当局最终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一个定居点，这是一个位于香港附近的新的贸易殖民地。这样做，明朝官员开始认识到葡萄牙人的战略意义，逐渐从被视为外国人转变为被视为盟友。在某种程度上，正德皇帝的立场在他去世后36年终于正式结晶。
大航海时代通常与西班牙征服美洲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土著人民的奴役联系在一起。然而，大航海时代也带来了被忽视的事件，例如16世纪的中葡首次相遇，这些事件对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重新发现大航海时代有可能将这一时期不仅仅视为征服的故事，而且也视为适应和文化繁荣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