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犹太裔作曲家达律斯·米约（Darius Milhaud）于1892年诞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于1974年辞世，享年82岁。他称自己度过了一段漫长而“幸福的一生”，并在这段生命中创作了大量令人瞩目的音乐作品。在他数百部创作中，有一部作品尤其引人注目，那是一部以圣经文本为基础，献给耶路撒冷犹太传统的歌剧，名为《大卫》（David）。
米约的“幸福人生”
达律斯·米约，1923年。来源：Gallica 数字图书馆
尽管达律斯·米约来自法国，其音乐创作深受故乡神奇美景的启发，但他的作品也广泛吸取了国际化的音调和跨文化的风貌。他被誉为“**六人组**”之一，这是一个20世纪法国作曲家团体，他们凭借独特的风格共同成长并声名鹊起，其作品抵制了当时古典音乐中流行的主题。他们都从让·科克托（Jean Cocteau）和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的艺术中汲取灵感，而“六人组”这个称号则是对著名的“**俄罗斯五人组**”的致敬。
1940年，米约和家人为躲避纳粹对法国的入侵，逃往美国。他身患残疾，常年卧床或依赖轮椅，又因其著名的犹太身份成为纳粹的追捕目标。米约深知，若不逃离欧洲，他必将身陷囹圄。最终，他和家人返回法国，但物质和情感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米约一家在流亡美国期间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即使战后返回欧洲，这些情谊也依然维系。战争期间，米约在加州奥克兰的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同意在米尔斯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Paris Conservatory）之间交替任教。在数年间，他过着跨越大西洋的生活，甚至在椅子的辅助下成功指挥了多场音乐会。
达律斯·米约的半身像。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尽管经历了重重磨难，米约的自传最终版本仍于1974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同年，以《我的幸福人生》（Ma Vie Heureuse，或 My Happy Life）为题出版。他一生创作极其丰富，足迹遍布全球，完成了数百部有明确编目的音乐作品，其风格深受全球文化启发。
乐观、多产和慷慨是达律斯·米约作品的鲜明特征。因此，当他受邀为纪念大卫王将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政治和宗教首都3000周年（根据圣经传统）的音乐节创作一部巨著时，他欣然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这并不令人意外。这部作品描绘的并非普通的圣经英雄，而是那位将以色列各部落团结起来，并为**以色列**带来强大力量的统治者。在指挥家兼音乐节组织者谢尔盖·库塞维茨基（Sergei Koussevistsky）的鼓励和支持下，米约承担了为大卫王创作一部音乐史诗的重任。
这部歌剧的文本由米约的朋友兼剧本作家阿曼德·吕内尔（Armand Lunel）用希伯来语写成。吕内尔也出身于法国犹太家庭，曾为米约的多部作品撰写歌剧剧本。米约和吕内尔相知甚深，吕内尔甚至还写了一本书，题为《我的朋友达律斯·米约》（Mon ami Darius Milhaud）。
谁是大卫？
大卫王，洛伦佐·摩纳哥（Lorenzo Monaco）作，1408-10年。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歌剧《大卫》的故事灵感来源于《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以及《列王纪上》的开篇。在这些篇章中，上帝回应了百姓对一位尘世统治者的呼求，赐福于扫罗，但扫罗未能顺从上帝的命令；因此，上帝转而赐福于谦卑的大卫，预示他将成为未来的继任者。这部歌剧描绘了大卫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正如《撒母耳记》两卷书所记载，并以他的儿子所罗门（Solomon）继承王位、成为以色列国王的事件作结，这部分则源自《列王纪上》的叙述。
在圣经叙事中，大卫首次登场时还是一名年轻的牧羊少年。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之一记载于《撒母耳记上》，常被引用来形容一个弱小个体或实体，面对看似强大实则可被征服的对手。大卫与歌利亚（Goliath）的战役，是大卫一生中早期便显现出他受上帝眷顾、注定成就伟大事业的迹象。
大卫忠诚地侍奉扫罗王，但扫罗对这位忠仆日益增长的喜爱最终演变为嫉妒。随后，戏剧性事件接连发生，扫罗试图谋害大卫，然而，大卫却通过拒绝复仇——即便他多次有机会击败扫罗——持续证明自己是一位坚强、有道德、坚定不移的领袖。
大卫与歌利亚银盘，629-30年，拜占庭时期，君士坦丁堡制造。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扫罗王在战场上阵亡，《撒母耳记下》简要概述了在他儿子统治以色列的一段时期，而大卫则被加冕为南部犹大王国的国王。大卫为扫罗的去世感到哀恸，他的政治声望也开始高涨。在扫罗的儿子去世后，大卫统一了以色列和犹大，并将他的政治首都定在耶路撒冷。
大卫王以其作为强大领袖和虔诚的**上帝**追随者的成功而闻名，但他并非没有过失。当大卫偶然瞥见拔示巴（Bathsheba）在屋顶沐浴时，他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与她通奸，然后又派人杀害了拔示巴的丈夫。大卫内心充满愧疚，向上帝祈求宽恕。根据记载，上帝确实宽恕了大卫，但大卫余生却远不如其初期那般英勇。他的子嗣们充满罪恶与叛逆，大卫的心因他们的罪行和死亡而破碎。
根据**圣经传统**，大卫由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所罗门继位。所罗门最著名的成就是建造了耶路撒冷的第一圣殿，实现了大卫希望这座城市成为政治和宗教双重堡垒的愿望。根据圣经传统，他也是统一的以色列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连接历史与时事
橄榄山上的耶路撒冷，查尔斯-泰奥多尔·弗雷尔（Charles-Théodore Frère）作，1880年。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大卫王的故事在许多历史和当代背景下被反复提及。达律斯·米约深谙这位以色列国王历史的分量及其在自身世界中的象征意义，因此他着手创作一部音乐作品来讲述大卫的一生，这部作品既定义了民族的过去，也反映了其当下。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引发了广泛的庆祝，但也带来了多年的地区紧张局势。达律斯·米约运用他的才华，通过一部既古老又现代的作品，来颂扬犹太社群及其在以色列的历史。
歌剧《大卫》的演出通常涉及两个合唱团：一个合唱团代表大卫时代希伯来民族，而另一个则代表当代以色列人，他们反思犹太历史，并从共同的历史空间中看到跨越时空的连接。
虽然锡安主义在许多以色列人和国际社会的政治信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并不代表以色列或国际社会所有政治观点的基础。米约的歌剧《大卫》被解读为带有锡安主义主题，因为它宣扬了大卫统一以色列和犹太社群的功绩，以及代表当代以色列人的合唱团，这都体现了其与首次演出时政治背景的相关性。
今日的大卫王与政治
大卫，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作，1501-4年。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以色列当前涉及巴勒斯坦、**中东地区**以及全球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持续引发人们将其与过去的犹太历史和大卫永恒的遗产联系起来。学者、政治家、拉比和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都曾从大卫的圣经故事中寻求启发，将其视为值得汲取的教训，并寄望于其能指引通往和平与团结的道路。然而，对于这种“团结”在地理政治上应呈现何种面貌，各方并未达成一致；在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的几代人中，该地区的持续紧张和冲突从未间断。
对大卫这位历史人物的迷恋也导致了独特的**考古发现**。最近的研究表明，耶路撒冷城在大卫王将其设为首都之前，就已是一个重要的**中心**。尽管耶路撒冷作为重要场所的正式确立常被归因于大卫的统治时期，但新证据为人们提供了对该城市历史的新理解。这些发现或许不会抹去大卫在此地影响的重大意义，但它们可能为理解历史事件、文学、文化和艺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二战后的“犹太性”
大卫，多那太罗（Donatello）作，1435-40年。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米约独特的犹太身份认同，无论在他的生活中还是音乐生涯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深知自己的犹太传统根植于普罗旺斯，他既认同自己的法国国籍，也认同在那里的犹太家族历史。他与“犹太音乐”这一身份标识的关系则略显复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更为积极的融合。他自身的挣扎反映了当时关于这一流派及其作曲家们持续多年的一种普遍争议与最终解决。
二战之后，国际社会对全球犹太人口和以色列的未来投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达律斯·米约逐渐适应并认同了“犹太作曲家”这一称号，他的作品也因此被纳入到当时新扩大的跨国犹太文化关注之中。
米约的歌剧《大卫》于1954年在耶路撒冷首次以音乐会形式公演，当时正值纪念大卫王确立该城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的音乐节。1955年，该歌剧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Teatro alla Scala）进行了首次舞台演出。次年，它在美国上演，随后又在欧洲多个城市陆续演出。尽管《大卫》在后来的演出频率有所下降，但它依然是音乐史、宗教史和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米约的遗产
约书亚和大卫（英雄挂毯系列），约1400-1410年。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尽管达律斯·米约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身体上的诸多限制，但他一生都享受着成功和满足。他的善良和积极乐观的性情使他在世界各地结交朋友并寻找灵感，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些灵感融入到他浩瀚独特的艺术创作中。
尽管早期对于植根于犹太传统的音乐身份有所疑虑，但二战后的岁月帮助米约逐渐培养起作为一名犹太艺术家的自豪感。他的歌剧《大卫》在他众多作品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并且，无论如何，它无疑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