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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少有作曲家能像理查德·瓦格纳那样，其影响力如此广泛且充满争议。最终，他被誉为天才，其创作的音乐和剧本的影响力超越歌剧界，激励了诗人和画家。然而，瓦格纳在许多年里都苦苦寻找知音。革命行动后，他流亡多年，在此期间发展出关于艺术和社会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影响力如同他的音乐一样具有震撼性。
瓦格纳的早期生涯
理查德·瓦格纳来自德国莱比锡。18世纪，这里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故乡，巴赫在圣托马斯教堂任职期间创作了许多著名的作品。莱比锡也是19世纪巴赫复兴运动的源头，当时另一位莱比锡本地人（也是瓦格纳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指挥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
瓦格纳生于1813年，童年时期对戏剧和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音乐充满热情。他通过继父路德维希·盖尔（一位演员和剧作家）接触到戏剧生活，盖尔在瓦格纳几月大的时候就与瓦格纳的母亲约翰娜结婚了。瓦格纳从小错误地认为盖尔是他的生父，并认为自己是犹太人。
尽管早期接受了音乐和戏剧教育，但瓦格纳最初创作歌剧的尝试却并不成功。《仙女》（1833年）和《禁恋》（1836年）都属于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风格，但瓦格纳很快便发现歌剧界变幻莫测，工作机会转瞬即逝，债务很容易累积。
《禁恋》值得关注，因为瓦格纳在马格德堡工作期间创作了这部作品，在那里他爱上了女演员明娜·普拉纳并与她结婚。然而，这段婚姻也让他领教了变幻莫测和暴风雨般的爱情。
此后，瓦格纳过着四处奔波的生活，辗转于各个音乐中心，积累的经验塑造了他后来的思想。在巴黎，他努力在成功法国作曲家的光鲜作品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期间形成了关于商业与艺术的不相容性以及对法国人的强烈看法。
他撰写文章和短篇小说以维持生计。短篇故事《朝圣贝多芬》概括了他对巴黎的看法，认为巴黎是一个贪婪和庸俗的地方，就连贝多芬的伟大之处都被忽视了。
这时，瓦格纳也开始形成反犹太主义的观念，认为犹太人在巴黎歌剧界占据主导地位。瓦格纳认为，这是当代歌剧全是商业而非艺术的原因——当然，这也是他难以将自己的歌剧搬上舞台的原因。
事实上，瓦格纳是在欺骗自己。19世纪最成功的歌剧作曲家之一，犹太作曲家贾科莫·梅耶贝尔大力支持瓦格纳，使他能够于1842年在德累斯顿上演他的第三部歌剧《Rienzi》。
1848-1849年：一个转折点
1848年，瓦格纳仍在德累斯顿，这是欧洲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1842年移居德累斯顿后，他创作了《漂泊的荷兰人》和《唐怀瑟》，这些作品展现了他早期风格的转变。他的艺术在不断发展。然而，对瓦格纳来说，艺术与革命是密不可分的，1848/1849年，他有机会将自己的原则付诸实践。
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证明了普通人（马克思在1848年称之为无产阶级）有能力起来反抗君主制和贵族等制度，争取民主自由。
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更自由、更公正社会的愿望在整个欧洲大陆酝酿。在德国，这种愿望集中在将当时被称为德意志邦联的各邦统一成一个国家。
瓦格纳是一位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他也热情地相信革命的民主呼吁，他认为自己在等级森严的歌剧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那里，贵族资助似乎是成功的关键。
他在德累斯顿的左翼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等人物交往。1849年5月，当暴力事件爆发时，瓦格纳是主要的煽动者之一，当局对他发布了逮捕令。因此，他接下来的12年都在流亡中度过，前往瑞士苏黎世。
这对瓦格纳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他流亡期间获得了两样东西。首先，他获得了声名，使他成为弗朗茨·李斯特等作曲家的热门人物（李斯特于1850年在魏玛大胆地上演了瓦格纳的下一部歌剧《洛恩格林》）；其次，他有了空间去撰写大量关于艺术理论的文章。
未来的艺术作品
1849年和1850年，瓦格纳撰写了《艺术与革命》、《未来的艺术作品》和《歌剧与戏剧》等文章。正如他之前抱怨的那样，当代歌剧商业化气息太浓厚，这种将金钱置于首位的做法损害了歌剧作为一种艺术的价值。
回溯到古希腊戏剧，瓦格纳梦想创作一种“综合艺术”，将所有艺术形式——音乐、诗歌、舞蹈、绘画——融合在一起。歌剧不再围绕着一两首精彩的咏叹调展开，观众不再私下交谈，而是敬畏地倾听当红歌剧演员的演唱。歌剧将贯穿始终；音乐的每一个元素都经过精心考虑，以补充剧本，反之亦然。
音乐也将会是前所未有的。《未来音乐》是瓦格纳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被批评家用来攻击他的一个词。这个词的含义取决于使用者的不同。《未来音乐》可以指瓦格纳的创新技术，例如“主导动机”（与贯穿戏剧的人物或思想相对应的乐句）和无尽的旋律，其中乐句不会达到终止或解决，而是不断重叠，扰乱了音乐传统上建立起来的和声进行。
无尽的旋律是瓦格纳的批评者认为他的音乐令人不快甚至具有冒犯性原因之一。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这是超越流行的朗朗上口的旋律的必要步骤，流行的旋律导致歌剧中的劣质剧本与只有少数几首观众事后可以哼唱的曲调相结合。
在19世纪50年代，瓦格纳勾勒出了一些作品——最初被称为音乐剧，以强调他希望实现的艺术形式的结合——这些作品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并成为他最受欢迎的作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尼伯龙根的指环》。
他还撰写了论文《音乐中的犹太性》，这是一篇痛斥其反犹太主义信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暗示犹太作曲家迎合商业主义，而且认为门德尔松和瓦格纳以前的支持者梅耶贝尔这样的德意志犹太作曲家永远无法创作出真正“德国”的音乐。
这篇文章以笔名发表，本应被客观地看待，而不是与瓦格纳本人联系起来，但其动机几乎不可能更个人化。瓦格纳的观点是他那个时代习以为常、未经质疑的偏见以及源于艺术挫折和排斥的苦涩仇恨甚至迫害狂的结合，它找到了一个唾手可得的目标。
理查德·瓦格纳与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
鉴于瓦格纳对贵族庇护的习俗和对精英制度（一种完全基于艺术天才的艺术等级制度）的承诺的反感，他的回归德国以及他成熟作品的成功上演得益于一位君主，这具有讽刺意味。
路德维希二世18岁即位巴伐利亚国王，那时他已经成为了所谓的瓦格纳信徒：瓦格纳音乐剧和著作的信奉者。他于1864年提出的资助瓦格纳的提议正逢其时。
19世纪50年代，这位作曲家的音乐和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1855年，他前往英国，并在维多利亚女王面前指挥音乐会。这段时期在智力上也很刺激，因为他通过将最初的亚瑟王传说与亚瑟·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相结合，详细阐述了他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创作的剧本。
与此同时，十年间也充满了个人戏剧。瓦格纳与明娜的婚姻在流亡和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他的不忠行为的压力下破裂。他对玛蒂尔德·韦森东克的迷恋（她的丈夫帮助瓦格纳在经济上获得支持）激发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许多内容，这部作品以三角恋为中心。明娜在19世纪60年代初离开了瓦格纳，但这之前与玛蒂尔德的恋情已经痛苦地结束。
有了这些个人经历，以及刚刚完成的《特里斯坦》，瓦格纳欣然接受了国王路德维希的提议。路德维希对瓦格纳的兴趣极其浪漫，不仅仅是慈善，似乎瓦格纳意识到了其背后的动机，并对此置之不理。
毕竟，这位年轻的国王拥有超出其合理花费能力的财富，他愿意为瓦格纳的所有音乐剧提供资金，并鼓励他将他的人生故事写出来。这部作品名为《我的一生》，写作历时20年，包含四个卷，超过一千页。路德维希很快也会开始建造新天鹅堡，城堡的房间装饰着描绘瓦格纳作品场景的壁画。
尽管在写给路德维希的信中，瓦格纳回应了国王热切的渴望之词，但他的心却在别处。他爱上了弗朗茨·李斯特的女儿科西玛，她是瓦格纳作品的推广者汉斯·冯·彪罗的妻子。1865年4月，就在冯·彪罗指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首演两个月前，科西玛生下了瓦格纳的孩子：一个名叫伊索尔德的女儿。
《指环》以及拜罗伊特
到1876年，瓦格纳已经完成了一个包含四部歌剧的系列作品，从20多年前开始，他就将其设想为自己的杰作。这部四联剧被称为《尼伯龙根的指环》，取材于古老的日耳曼和北欧史诗。按照瓦格纳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希望德国各邦统一成一个国家（而且，他希望，是一个种族）的愿望，这部系列作品旨在成为德国人民的基础性作品。
第一部剧《莱茵的黄金》设定了四联剧的事件：从莱茵河盗取神话中的黄金，尼伯龙人被奴役，以及全能之神沃坦，他用黄金铸造了一个戒指。
在续集《女武神》中，我们遇到了乱伦的兄妹齐格林德和齐格蒙德，他们的孩子齐格弗里德注定要成为英雄，以及布伦希尔德，一位女武神，她将帮助拯救他。第三部和第四部剧《齐格弗里德》和《诸神的黄昏》展现了齐格弗里德对戒指的追寻，沃坦的复仇以及布伦希尔德的自我牺牲。
除了这些戏剧之外，瓦格纳还构思了完全的艺术作品，其中音乐、文字和视觉艺术完美融合，他还想建造一个专门用于上演《指环》的剧院。在路德维希二世的资助下，拜罗伊特节庆剧院特意建在一个偏僻的村庄，而不是德国的主要音乐中心之一。
从声音在礼堂中的回响方式到隐藏的乐池和楔形座位安排，各个方面都旨在增强瓦格纳作品的演出效果，这使得每位观众都能平等地观看舞台。
拜罗伊特剧院的建设始于1872年，目的是及时为《指环》四部作品的首演做好准备。瓦格纳并没有完全如愿——该系列的前两部分在几年以前分别首演——但当拜罗伊特剧院于1876年开幕时，它的第一次演出是完整的《指环》首演。
1882年，拜罗伊特建立了年度音乐节，举办了瓦格纳最后一部音乐剧《帕西法尔》的首演。最终，他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避免与音乐行业的争论和谈判，这些争论和谈判让他如此愤怒。有了拜罗伊特，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上演自己的作品，保留所有收入以继续剧院的运营，并将观众带到他身边，而不是屈尊试图吸引他们。
尼采的案例
《指环》和瓦格纳的其他作品都充满了哲学思想，从叔本华到神秘主义和基督教神学。1868年，他遇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将影响瓦格纳，而瓦格纳也将反过来影响他：弗里德里希·尼采。
1872年的《悲剧的诞生》与瓦格纳对古希腊作为理想文明的兴趣相呼应，尼采尤其在冥想音乐时，设想了阿波罗式（秩序与形式）和酒神式（混沌与无序）之间有影响力的二分法。尼采是在瓦格纳（以及现在嫁给这位作曲家的科西玛）的怂恿下写这本书的，书中特别提到了这位作曲家的作品是希腊理想的现代体现。
尼采与瓦格纳一家关系密切。尼采是否更迷恋理查德还是科西玛，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他肯定写过自己爱上了后者，但这是否是她与作曲家关系密切的结果？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的评论家们都在这位哲学家与男性的关系中解读出一定程度的压抑。尼采似乎崇拜瓦格纳，瓦格纳像路德维希一样，鼓励并可能相当享受这种赞赏。
然而，到1888年，尼采已经公开谴责瓦格纳——并非私下，因为这位作曲家在1883年就去世了，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就已经冷却——而是在公开场合。在《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反瓦格纳》等文章中，这位哲学家对这位以前的偶像采取了激进的新立场，尽管许多读者都赞同这种立场。
到了世纪末，许多人认为瓦格纳及其音乐是危险的，其无尽的旋律和节奏的缺乏对听众产生了催眠作用，使他们容易受到这位像独裁者一样的人物操纵的险恶暗示。
尼采继续欣赏瓦格纳的一些东西，但不再将他视为德国音乐的救世主。相反，他认为瓦格纳是颓废和道德沦丧的象征。对于瓦格纳的支持者来说，尼采的诽谤会被哲学家一年后精神崩溃的事实所否定，但关于瓦格纳在德国文化中意义的死后之争已经开始。
瓦格纳主义：从颓废的法国到纳粹德国
瓦格纳死后（1883年），对瓦格纳的崇拜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想象的——或者，也许这正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范围。瓦格纳主义像病毒一样蔓延到整个欧洲，有人说，它感染了几乎每一种艺术形式，从诗歌到绘画到建筑。他关于“未来音乐”的说法渗透到艺术之外，19世纪末的人们设想了一个未来的政治、未来的发明、未来的男人和女人等等。
在19世纪后期的法国，他的名字在艺术界几乎无处不在。梵高和塞尚等画家，马拉美等诗人，普鲁斯特等小说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力求达到瓦格纳式的效果。在普法战争之后，拥护德国浪漫主义对许多这些艺术家来说是一种反文化抗议行为。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瓦格纳不再是一个反建制的人物。
瓦格纳及其作品中潜藏且未被广泛认识的东西很快浮出水面，并与他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像《音乐中的犹太性》这样的著作以及他私下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在他有生之年只在少数圈子里为人所知，而且他的戏剧中包含反犹太人的讽刺画的想法还不是一种普遍的解释。
然而，当纳粹上台后，他们由于他在《指环》中对他们认为是古代日耳曼精神纯粹本质的刻画，而将瓦格纳奉为德国文化的巅峰。犹太作曲家的音乐被压制，拜罗伊特音乐节蓬勃发展。理查德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的妻子维尼弗雷德·瓦格纳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私人朋友，经常欢迎他到拜罗伊特的瓦格纳住所。
这就是为什么瓦格纳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以色列演奏他的音乐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与此同时，拜罗伊特音乐节仍然是崇拜者的圣地，门票的等待名单令人望而生畏。
他彻底改变音乐和戏剧的雄心壮志实现了，他的作品至今仍让观众感到前卫和充满挑战。《指环》系列明显影响了后来的史诗作品，如《指环王》，而他帮助复兴的神话兴趣如今也在蓬勃发展。
因此，一些人认为，瓦格纳的影响如此广泛而多样化（例如，他甚至已被犹太艺术家重新接受），他不应该仅仅与他遗产的黑暗面联系在一起。对其他人来说，他仍然是一个永远有争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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