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乃馨革命：历史回顾

宪章设立了两个代表机构。第一个机构被称为国民议会，其立法作用仅限于不依赖公共支出的活动。只有民族联盟的成员才能加入议会。另一方面，所谓的“法人会议”由来自该国官方专业团体和工人组织的代表组成，这些组织是在解散以前工会后建立的。

“新国家”的宣传海报。图片来自：坎皮纳斯州立大学

1933年的文件还对总统和总理的职位进行了修改。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任期七年，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任命总理的权力。然而，萨拉查一直担任葡萄牙总理直至1968年，实际上是政府的首脑。

在萨拉查的统治下，“新国家”限制了公民权利和自由。国家定期使用审查制度，限制言论自由，压制反对派。秘密警察协助政权执行指令，同时监禁和杀害政治对手。萨拉查年轻时曾计划成为一名牧师，他加强了国家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恢复了天主教作为官方国教的地位。“上帝、祖国和家庭” (Deus, Pátria e Família) 被宣称为“新国家”的座右铭。

虽然葡萄牙政权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法西斯部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政府选择保持中立。1949年，葡萄牙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在战后时期，萨拉查作为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坚定支持者，坚决反对从西方列强海外领地恢复独立的去殖民化进程。然而，代价高昂的殖民战争开始削弱了驻扎在海外领土的部队和葡萄牙本土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

“新国家”与殖民主义

“葡萄牙帝国”。1934年殖民展览目录封面。图片来自：里斯本阿尔茹贝博物馆

葡萄牙殖民帝国的神话是“新国家”宣传话语的关键组成部分。萨拉查政权集中精力庆祝所谓的“发现时代”，当时葡萄牙水手环游世界，建立通往东方的商业路线，他们通过宣传，围绕着葡萄牙声称的“文明十字军东征”打造了历史叙事和民族认同。为此，“新国家”宣称体现了伊比利亚国家本质的核心——历史上的帝国使命。因此，殖民主义话语和为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紧密交织在一起。

1930年，萨拉查担任殖民部长时颁布了《殖民法》。该文件第二条宣称：“葡萄牙民族拥有和殖民海外领土，并使土著人民文明化的历史使命，是其有机本质的一部分。”《殖民法》后来被纳入1933年宪法，标志着新殖民政策的开始，该政策旨在集中控制所有领土，强调其对宗主国的依赖性。

马塞洛·卡埃塔诺，萨拉查的“继任者”。图片来自：新报

殖民主义话语在政权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中的关键作用导致萨拉查反对去殖民化进程。在1960年代，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爆发了民族运动后，“新国家”通过增加在非洲领土的军事存在做出回应。到1974年，该国约80%的武装部队被部署在殖民战争中。

葡萄牙镇压殖民地争取独立斗争的行动在1968年萨拉查中风后仍在继续，中风使他无法继续担任政权首脑。同年9月，总统阿梅里科·托马斯任命马塞洛·卡埃塔诺为总理。萨拉查两年后，即1970年7月27日去世。尽管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但卡埃塔诺仍然不愿解散葡萄牙的殖民帝国。

武装部队运动

奥泰罗·萨拉瓦·德·卡瓦略，武装部队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图片来自：文献资料——若泽·帕切科·佩雷拉图书馆和档案馆

在20世纪70年代初，“新国家”继续拒绝接受其非洲领土的去殖民化，这导致驻扎在海外的武装部队中普遍存在不满和沮丧，许多年轻军官对漫长而无果的殖民战争的经济和人力成本感到惋惜。特别是，职业军人对卡埃塔诺在1973年7月颁布的一项法令感到不满，该法令授予应征入伍者特权，希望招募更多的新兵部署到非洲战役中。

随着政权政策在年轻军官和士兵中开始失去认同，他们组成了“武装部队运动” (Movimento das Forças Armadas)，简称MFA，这是一个寻求结束旷日持久的战争，并呼吁彻底改变现状的组织。

许多加入MFA的年轻军官受到所谓的“北约一代”的影响，这群前学员曾在美国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北约工作人员的培训下学习。他们在国际军事学院的经历让他们对自己的角色有了不同的理解，并对西方民主国家有了独立的看法。在战后时期，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招募人员，也是导致武装部队对政权不满的关键因素。

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将军在几内亚视察部队。图片来自：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府博物馆

最初，MFA要求废除1973年7月的法令，并制定新的殖民政策。然后，面对卡埃塔诺不愿实施一系列结构性改革，该组织开始考虑策划军事干预。1974年3月，随着对政权的失望情绪继续高涨，少校恩斯特·梅洛·安图内斯起草了MFA的官方政治纲领。该文件通常被称为“3D”，呼吁民主化、去殖民化和发展。

与此同时，1974年2月，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将军在他的著作《葡萄牙与未来》 (Portugal e o futuro) 中公开挑战了“新国家”的政治体制。斯皮诺拉谴责非洲的军事行动是徒劳无功的，他主张通过谈判结束殖民战争。这位军队领导人公开反对政权的外交政策导致他被免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与此同时，斯皮诺拉的著作加剧了人们对现有政治秩序的不满，在MFA决定推翻“新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4年3月5日，在里斯本西部的沿海小镇卡斯凯什的一次会议上，武装部队运动最终决定组织一场政变。

1974年4月25日：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1974年4月25日，人们聚集在街头支持武装部队运动。图片来自：里斯本国家抵抗与自由博物馆

1974年4月24日晚些时候，里斯本联合广播公司播放了保罗·德·卡瓦略的《告别之后》 (E Depois do Adeus)，这首歌曲代表葡萄牙参加了欧洲歌唱大赛。然后，午夜过后不久，另一首歌曲《格兰多拉，莫雷纳小镇》 (Grândola, Vila Morena) 由“复兴广播电台” (Rádio Renascença) 播放。这是MFA成员等待开始政变的两个秘密信号。

在4月25日凌晨，他们涌入里斯本，迅速控制了该市的机场、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其他战略地点。马塞洛·卡埃塔诺和其他高级政权官员逃往国民共和国卫队总部。然而，他们很快向斯皮诺拉将军的部队投降。政变后，卡埃塔诺在巴西流亡度过了余生。

康乃馨革命。图片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时事

MFA策划的有条不紊的叛乱让葡萄牙和国际社会措手不及。在里斯本，居民们涌上街头，为士兵欢呼。“在罗西奥（里斯本的一个大广场）附近正在聚集人群，”菲尔·梅勒在他的回顾性描述中写道，“部队正向我们走来。……他们举起手指，做着V字手势。人群欢呼，我从未听过如此热烈的欢呼声。”

当MFA成员在城里游行时，人们开始给他们送上红康乃馨，士兵们把康乃馨插在了武器的枪管上。因此，1974年4月25日的政变被称为“康乃馨革命”。

与许多类似的起义不同，康乃馨革命是一场几乎不流血的起义。据大多数记载，只有四五名平民在秘密警察向其总部前聚集的人群开火时丧生。4月25日结束时，在全国范围内，无数平民加入了MFA，反抗独裁政府，人们很快意识到，欧洲最长寿的极右翼独裁政权——“新国家”已经垮台。

康乃馨革命之后

1975年6月2日，制宪议会开幕式。图片来自：葡萄牙议会网站

尽管康乃馨革命成功推翻了“新国家”，但葡萄牙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并非一蹴而就。关于伊比利亚国家政治未来的不确定性让西方大国感到担忧，他们担心革命可能出现的激进化会影响冷战时期紧张的国际秩序。在1974年的葡萄牙年度回顾中，英国人指出：“法人国家让位于不稳定的自由竞争。”在美国，尼克松政府的目标是阻止葡萄牙“变红”。

一名士兵手持红康乃馨花游行。图片来自：欧洲新闻台

事实上，葡萄牙新政治领导人难以克服康乃馨革命后的混乱时期。在4月25日政变之后，MFA宣布计划举行全国选举，组建制宪议会。与此同时，斯皮诺拉将军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总统。同时，MFA高级成员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由少校奥泰罗·萨拉瓦·德·卡瓦略（策划军事政变的人）领导的大陆作战司令部取代了政权的警察部队。

在康乃馨革命后的最初几周内，MFA还开始拆除“新国家”的压迫机器。政治犯被释放，审查制度被废除。另一方面，MFA恢复了言论自由和基本公民权利。社会主义领袖马里奥·苏亚雷斯和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终于能够返回葡萄牙。在海外，前殖民地获得了独立。

人们庆祝康乃馨革命周年纪念日。图片来自：葡萄牙新闻

斯皮诺拉将军反对迅速的去殖民化进程。在试图夺权失败后，他被迫辞职。1975年，居住在海外领土的葡萄牙公民开始返回家园。他们被称为“回归者” (retornados)，他们使本已动荡的社会和政治局面更加复杂。尽管过渡时期困难重重，但葡萄牙92%的合格选民参加了制宪议会选举投票。

1976年，MFA中更加激进的小组和该国左翼政党开始壮大，在商业、农业和经济领域实施了全国范围的国有化浪潮。经过一系列短暂的政府之后，新宪法于1976年生效，并于1980年代进行了后续修正，最终成功完成了向民主的复杂过渡。1986年，葡萄牙加入了欧洲共同体。

如今，4月25日是葡萄牙的“自由日” (Dia da Libertade)。